的奏章，他必先私下拆阅，凡是不利于自己的，便扣下不奏。为了巩固权力，他大肆结党营私，拉拢淮西勋贵中的核心成员，排除异己。凡是不归附自己的官员，他便罗织罪名加以陷害，如诚意伯刘基（刘伯温）与他政见不合，便被他设计下毒害死（一说为朱元璋默许）。
胡惟庸的专权，还体现在对朱元璋的刻意蒙蔽上。他曾利用职权，隐瞒各地发生的水旱灾害与民变，谎称“天下太平”，试图营造自己辅政有功的假象。更有甚者，他还擅自调动军队，与吉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费聚等武将勾结，暗中培养私人武装，其府邸更是“器用僭侈，拟于皇宫”，俨然一副“二皇帝”的做派。
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，朱元璋并非一无所知。作为从底层崛起的开国皇帝，朱元璋有着极强的权力欲与洞察力，他容忍胡惟庸的专权，既有利用淮西集团稳定朝政的考量，也有“欲擒故纵”的深意。他需要一个契机，一个既能铲除胡惟庸，又能彻底废除丞相制度的契机。
三、雷霆一击：洪武十三年的政治风暴
洪武十三年正月，契机终于到来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胡惟庸称其府邸井中涌出醴泉（象征祥瑞），邀请朱元璋前往观赏。朱元璋欣然前往，行至西华门时，宦官云奇突然冲上前去，拉住缰绳，因紧张而说不出话，只是手指胡惟庸府邸的方向。朱元璋警觉，登高远眺，发现胡惟庸府中“兵甲林立”，遂断定其谋反，当即下令逮捕胡惟庸。
这一记载虽充满戏剧性，却疑点重重。后世学者多认为，“云奇告变”可能是朱元璋为诛杀胡惟庸而编造的借口。事实上，朱元璋早已掌握胡惟庸专权的证据，诛杀他只是时间问题。无论真相如何，这场“谋反案”成为朱元璋动手的导火索。
正月初六，胡惟庸被处死，罪名是“谋反”。但朱元璋并未就此收手，而是借此机会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。他下令严查胡惟庸的党羽，凡是与胡惟庸有牵连的官员，无论职位高低，一律严惩。这场清洗持续了数年，牵连甚广，包括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等中枢官员，以及吉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费聚等开国功臣，先后有数万人被杀。
胡惟庸案的高潮，是对李善长的清算。李善长作为开国第一功臣，虽已退休多年，但作为淮西集团的领袖，他与胡惟庸关系密切（胡惟庸是其儿女亲家）。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朱元璋以“知逆谋不举”为由，将已经77岁的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全部处死。至此，淮西集团的核心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，胡惟庸案的株连范围达到顶峰，前后共有三万余人丧生。
在诛杀胡惟庸的同时，朱元璋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决定——废除丞相制度。他在《皇明祖训》中明确规定：“以后子孙做皇帝时，并不许立丞相。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，文武群臣即时劾奏，将犯人凌迟，全家处死。”同时，他将中书省的权力分拆给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，皇权由此得到空前加强。
为了进一步巩固集权，朱元璋还设立了锦衣卫，作为皇帝的特务机构，负责监视百官。锦衣卫可以不经司法程序，直接逮捕、审讯官员，成为朱元璋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。胡惟庸案中，锦衣卫便发挥了关键作用，许多“罪证”都由其搜集上报。
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理由，在他发布的《废丞相诏》中说得很清楚：“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并不曾设立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，虽有贤相，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，专权乱政。今罢丞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，分理天下庶务，彼此颉颃，不敢相压，事皆朝廷总之，所以稳当。”这段话表面上是总结历史教训，实则暴露了他对相权的深深忌惮——他要的不是“贤相辅政”，而是“事皆朝廷总之”的绝对集权。
四、集权之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