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担当。
马致远则以“神仙道化剧”独树一帜。其代表作《汉宫秋》改写了昭君出塞的历史，将汉元帝塑造成一位深情而无奈的君主，通过“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”的咏叹，寄托了对王朝兴衰的感慨。相较于关汉卿的直面现实，马致远更擅长借历史与神话抒发隐逸情怀，他的散曲《天净沙·秋思》以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天涯游子的孤寂心境，被王国维誉为“秋思之祖”。这种“豪放中见清逸”的风格，与他晚年隐居杭州的经历密不可分，正如其《双调·夜行船》中“看那夕阳古道，问那渔樵牧叟，此非吾土，吾将安归”所流露的漂泊感。
白朴的作品则以“清丽婉约”见长。其代表作《墙头马上》改编自白居易《井底引银瓶》，讲述了尚书之女李千金与裴少俊私定终身，在裴家后花园隐居七年，最终团圆的故事。剧中对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描写大胆而细腻，李千金“你道是鸾凰配，鸳鸯对，他将我掷孤鸾，抛寡鹄”的控诉，打破了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。白朴的文字如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般优美，尤其擅长以景物烘托情感，《梧桐雨》中“秋雨梧桐叶落时”的意象，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渲染得缠绵悱恻，被誉为“元剧中最富诗意的作品”。
郑光祖的杂剧则以“文采斐然”着称。其代表作《倩女离魂》讲述了张倩女魂离躯体，追随赶考的爱人王文举的故事，情节奇幻，情感真挚。剧中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”的唱词，后来被王实甫在《西厢记》中化用，成为千古名句。郑光祖长期在南方创作，其作品融合了北曲的豪放与南戏的柔婉，语言清丽雅致，如“泪滴琼筵，愁锁眉尖，恨绵绵，情脉脉，意悬悬”，尽显文人笔法的细腻。
除“四大家”外，元杂剧的宝库中还有无数珍品：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以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理想主义，成为爱情剧的巅峰；纪君祥的《赵氏孤儿》以悲壮的复仇故事，展现了忠义精神，早在18世纪便被翻译成法文、英文，影响欧洲戏剧；杨显之的《潇湘雨》、石君宝的《秋胡戏妻》等，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元代社会的众生相。据统计，现存元杂剧剧目达五百余种，完整流传至今的有一百六十余部，其数量之多、题材之广，在中国戏曲史上堪称空前。
三、散曲流韵：文人情怀的别样抒发
与杂剧并称“元曲”的散曲，是元代文人抒情言志的另一重要载体。相较于杂剧的“代言体”（通过角色之口叙事），散曲更接近诗词的“自抒胸臆”，其形式灵活自由，语言通俗明快，被誉为“诗中的白话，词中的野唱”。
散曲分为“小令”与“套数”两种。小令是单支曲子，如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；套数则由多支同一宫调的曲子组成，如关汉卿的《南吕·一枝花·不伏老》。这种形式上的灵活性，让文人得以突破诗词格律的束缚，尽情挥洒才情。
元代散曲的内容，既有对山水田园的向往，也有对现实生活的调侃。白朴的《沉醉东风·渔夫》“黄芦岸白苹渡口，绿杨堤红蓼滩头。虽无刎颈交，却有忘机友，点秋江白鹭沙鸥”，勾勒出超然物外的隐逸生活；张养浩的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则以深沉的悲悯情怀，道尽了王朝更迭中底层民众的苦难，这种“以俗写雅”的笔法，正是散曲的独特魅力。
一些散曲家还善用幽默讽刺的笔调，解构传统文人的清高。睢景臣的《高祖还乡》堪称讽刺杰作，作者以一个村民的视角，描写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的场景，将帝王的威严消解为“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，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”的市井记忆，结尾“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，白甚么改了姓、更了名、唤做汉高祖”的质问，辛辣地揭穿了皇权的虚伪。这种“庄谐杂出”的风格，